1944年，名将罗树甲被俘，为了让他屈服，日军把他的两根大脚趾砍了下来，用刺刀刺入他的手掌，光折磨却不叫他死去，营救人员眼看办法用尽，最后只好使出他们最不想用的一招。
1944年8月，湘南耒阳的秋天还带着闷热的暑气，一道消息在街头巷尾迅速传开——日军打过来了。城里守军兵力单薄，装备更是相差悬殊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硬扛是扛不住的。可耒阳人没有认命的习惯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正在家乡休养的老人。
此人名叫罗树甲，是当地樟树桥人，1878年生，早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，打过北伐，拼过中原大战，半辈子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，是耒阳走出去的最能打的将领。
乡亲们登门时，罗树甲正在院中煎药。他因旧伤发作已经卧床多日，面色蜡黄，走路都需人搀扶，可听完来意后，他把药碗往桌上一搁，只说了一个字：“走。”
打了一辈子仗的人，不需要多余的表态。
罗树甲并非纸上谈兵之辈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他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军第一九九师师长、第十八军副军长，率部在台儿庄、武汉、宜昌等大战役中与日军反复搏杀，身上弹痕刀疤纵横交错，1941年宜昌保卫战后，他几乎是被人从前线抬下来的。
如今虽年过六旬伤病缠身，但一披上军衣，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依然稳得出奇。他迅速将守军、民团和青壮百姓编组成军，沿耒水河岸布置工事，在各街口设下交叉火力，派人连夜赶制土雷和燃烧瓶。
日军的第一波进攻，在城下扔下几十具尸体后仓惶退去。第二波趁夜偷袭，被城墙上的桐油火把烧得哭嚎遍野。第三次，日军组织敢死队攀城，罗树甲亲自提枪登上城墙督战，硬是把敌人从云梯上一个个打翻下去。
三战三捷，小小的耒阳城硬是扛住了数倍于己的敌军的轮番猛攻。城头硝烟未散，将士们簇拥着罗树甲欢呼，百姓们送饭送水，整个城中弥漫着一股久违的亢奋。
然而罗树甲的身体终究撑不住了。连日的高强度指挥和极度紧绷的精神，将他多年压着的旧伤一并引爆。第四天凌晨，他高烧不退，浑身痉挛，部下们赶紧将他送入城内医院。就在他倒下的当口，日军增援的重炮部队到了。
炮火整整轰了一天一夜，城墙被炸开三道缺口。耒阳城破了。
城破之时，一名浑身是血的营长跌跌撞撞冲进病房，要架起老将军撤离。罗树甲靠在病床上，缓缓摇了摇头：“天下虽大，我这副病骨能跑多远？你们冲出去，我留下。”
他那张被伤痛磨得毫无血色的脸上，竟露出了一丝从容。不久，日军冲入医院，将他和一批伤兵全部押走，关进了淝永乡谢家村一间由祠堂改成的临时牢房。
日军起初并不知道他的身份，只当是个普通的病老头。两个月后，一个投敌的汉奸将罗树甲指认了出来。日军顿时如获至宝——这位在当地声望极高的老将，若能拉拢过来，对控制耒阳乃至整个湘南都大有裨益。
他们当即把罗树甲从阴暗潮湿的土牢里提出，换了干净屋子，摆下酒菜，笑脸相迎。翻译官低声下气地转述：皇军敬重将军的才能，只要将军肯合作，荣华富贵唾手可得。
罗树甲端坐在那里，面前酒菜纹丝未动。等翻译说完，他双手撑桌缓缓站起，一字一顿地吐出话来：“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。我是中国人，绝不当走狗！”
日军恼羞成怒，劝降的面具瞬间撕破。
刑讯在祠堂后院进行。日本兵将罗树甲按倒在一条长凳上，抬刀便照着他裸露的左脚狠狠剁下，两只大脚趾应声而落，鲜血瞬间染红了青石板。
还未等那阵撕心裂肺的剧痛稍稍消退，一名军官又抄起刺刀，对着他宽厚的手掌猛力贯穿，刀尖从手心扎入，自手背穿出，将他的一只手掌活活钉在了木板上。罗树甲发出了一声惨烈的长嚎，汗如雨下，浑身痉挛，但他咬碎了牙关，终究没有吐出半个求饶的字。
此后数日，日军变本加厉地折磨他——断水、断食、不给药，任由伤口化脓溃烂。他被扔回牢房时，已没了人形。双脚残损，双手被贯穿，高烧烧得他神志模糊，剧痛又让他片刻不得安宁。
他想过自尽，可两只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，连扯下一根布条的力气都没有。牢房里日夜响着他难以抑制的痛苦呻吟，同囚的难友们听了，无不潸然泪下。
外面的朋友从未放弃营救。能找的关系都找了，能送的钱都送了，可日军将他作为要犯死守，任何疏通都无济于事。办法用尽之后，大家坐在一起，沉默了许久，终于艰难地做出了那个最不愿做的决定。
几天后，一个被收买的伪军借着送水的机会，将一个纸包塞进了牢房。罗树甲用残破肿胀的手指勉强夹开纸包，看到里面那一小撮灰白的粉末，他愣住了。随即，他什么都明白了。
这位征战一生的老将没有恐惧，眼中反而闪过一丝释然。他哆嗦着将粉末倒入口中，仰头咽下，然后缓缓闭上了眼睛。
1944年深秋，罗树甲在敌囚中服毒自尽，终年64岁。
他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场上，却用一种更为惨烈决绝的方式，捍卫了一个中国军人最后的尊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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